日前在杭州举行的2006年浙江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招聘大会，吸引了1500余家企事业单位参加，提供工作岗位2．2万余个。据统计，当天招聘会现场接待应聘者6万余人次。然而，招聘会的结果却并不乐观，最后达成初步意向的仅7590人，现场录用192人。也就是说，至少有1．4万多个岗位“空置”。在参展的1500家单位中，外地和地方企业有近1000家，占到参展单位总数的66％，更占到所有岗位需求的82％。这其中，除了一些知名企业，更多的是各地大量的民营企业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让许多把就业首选目标锁定在省会杭州等大城市的

    毕业生失去了兴趣。有关人士也认为，大学生们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是此次招聘会众多岗位“空置”的主要原因。无独有偶，《广州日报》消息说，今年有30万大学生蜂拥珠三角，吃野菜也要留下来。

    在哀声一片的就业寒流中，大学生们却不约而同地放弃中小城镇“唾手可得”的工作机会，宁愿吃野菜也要留在大都市，固然有小城镇“生活不习惯”、“基层太艰苦”等主观原因，但客观上这却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。大城市机会多、就业环境相对公平、工作环境内耗小、再选择的成本比中小城镇低得多，这是今日中国的普遍现实。今日中国，基本上还是个关系社会和权力社会，越是在内地的城市，越讲究关系、个人成长和再选择的空间往往也越小。当代大学生以及他们的前辈们，不少人雄心勃勃一腔抱负到了内地，到一定时候还是纷纷选择了离开，重新投入大城市的怀抱，且除了一点点社会经验，基本上一切只能从零开始。

    通过改造“权力本位”的社会结构来促进就业公平，固然是一个根本的办法，然远水救不了近火。人生苦短，没有人等得起。而政府的就业政策也不乏误区。比如鼓励大学生向基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转移。但事实上，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就业机会的萎缩和劳动力被挤出，是任何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抗拒的规律。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”作为前车之鉴。现在的大学生支边和下乡，虽然有了更多自愿的成份，但如果他们回城的道路过于艰难、成本过高，仍然是个人、家庭和社会的重大损失。

    其次，为了促进大学生就业，有关部门近日联合下发了《关于切实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鼓励毕业生合理流动的政策，对用人单位跨地区聘用的高校毕业生，省会城市、副省级城市、地级市应取消落户限制，简化有关手续。这个通知由中组部、中宣部、中编办、教育部、发改委、公安部、民政部、财政部、人事部、劳动保障部、人民银行、工商总局、国务院扶贫办、团中央等十四部门联合下发，声势浩大，但仍然属于临时性救急政策，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所以缺陷也很明显：一是像北京、上海这样的直辖市，也是特大型城市，就业容量原本是最大的，却仍然享有落户限制的特权；二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社会经验、资源等方面的限制，并不处于最佳创业年龄，因此要确保他们就业，首先应该有足够多的中小企业来容纳他们。这就要求给中小企业创造更多、更好的创业环境，取消中小企业主及其用人的落户限制，才是根本之策，如今却仅仅“优惠”应届大学毕业生，显然是挂一漏万。

    很多地方针对大学生自主创业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，与这个临时性的大学生户籍管制政策，效用大体是一样的。类似的临时抱佛脚，会陷入一个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的陷阱——政府机关要精兵简政、国有企业在“减员增效”，外企的特殊待遇要逐渐取消、享受“国民待遇”，没有生机勃勃的中小企业创业环境这张皮，大学生就业毛将焉附？

    临时救急总不堪，风物长宜放眼量。如果政府有关部门不是从整体性的户籍公平、创业公平等多方面努力去创造一个全国统一、公平的就业市场，再多的优惠政策给应届毕业生，都无法落到实处。